另一方面打破了法理学混战的迷阵，使法理成为沟通两大阵营的使者，法理共识为法理学内部的法治提供了可能。
如果严格按照韦伯对法律理想类型的分类定义，可以看出，韦伯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即形式理性法是否是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另外一种法律教育是学院式的教育，由大学里的法律专家进行系统化的学问式教育，法律概念经严格的逻辑推论产生，具有明确的法律内涵，由此形成的法律体系，不注重具体的个案，而是强调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和普适性。
五、结语 韦伯并非没有注意到理性化可能带来的非理性，其著名论断理性的铁笼(Iron cage)已经透露出韦伯的悲观情绪。伦理与法律的差别在于，伦理规制于心，法律规制于外在行为，更注重线性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决疑论，但这并不是说，法律不关注心志，二者的区别自然不能着眼于其为‘外在的或‘内在的，而是要从两者在规范性上的品味高低来着手{7}332。因为近代理性的经营资本主义，不但需要可以估量的技术性劳动手段，而且还需要按程序规则行事而可资估量的法律与行政……问题的核心毕竟是在西方文化所固有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譬如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界定，引起很大争议，黄宗智通过对清代司法档案的调查，否定了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实质非理性的界定(黄宗智，1999)。能保证秩序正当性的方式一种是内在的，一种是外在的。
其实，韦伯在发现形式理性法满足了资本主义对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要求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英国法问题。程序变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和平讼争，只服从不可侵犯的固定‘游戏规则。[34]不难看出，该说在不触动故意成立的前提下，将合理减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法官对责任的实质性裁量之上。
②人们总是习惯于指责故意说不当地限缩了处罚范围。参见赵秉志、陈志军编：《中国近代刑法立法文献汇编》，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216、254、559、695页。无论是从《刑法》第2条的规定还是从我国刑法理论的主流学说来看，社会危害性本质就是不被容许的法益侵害性。这就说明，对法益侵害事实的认识无法确保行为人必然能够担当故意罪的责任非难。
其次，即便国家为法律的普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不能以此为由取消公民因不知法而免责的可能。理由有二：①行为人对某一法律欠缺认识，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意识就必然与整体法秩序相忤逆。
所以，并非只要行为人认识到某行为不好，就足以具备违法性认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刑终字第266号刑事裁定书。该说主张将违法性认识归入故意的认识要素。[68]对此，笔者作出以下回应： 首先，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与对单纯道德违反性的认识是可以截然区分开来的。
[60]Eberhard Schmidh?user(Fn.31)，S.368. [61]〔美〕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题记。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加某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加某存在着事实认识和法律认识的错误，加蓬国政府对销售淫秽物品没有禁止，以致被告人加某误以为该行为在我国亦是得到政府允许的，因而将淫秽光盘误以为如普通衣物一样无须申报，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第一，对违法性认识的证明过于困难？王志远教授认为：在当下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还无法完全有效确证被告人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人辩解称自己没有违法性认识，根据刑事诉讼法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能只有作出无罪判决，这不仅为真正的犯罪人逃脱罪责提供了一条经济而且简单的路径，同时也将使社会的有效维护收到很大程度的削弱。该说认为，违法性认识是独立于故意、过失以外的责任要素。
法院认定汪某某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三个月。(2)只要行为人对作为立法根据的行为反价值性有所认知，即可肯定违法性认识的具备。
[15]只有少数判例承认违法性认识的欠缺可以成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63]Vgl. Hans-Joachim Rudolphi, Unrechtsbewu?tsein, Verbotsirrtum und Vermeidbarkeit des Verbotsirrtums, 1969，S.60. [64]刘艳红、万桂荣：《论犯罪故意中的违法性认识》，《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第125页。
在此，相关的行政法就是用于辨别该类行为法律属性的试纸，只有借助于它才能显示出这类行为合法与违法的不同色彩。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第938页。但是，规范的世界则是人类自身的创造物，法律就是建立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故对于任何一名在该价值观念耳濡目染下成长起来的正常公民，法秩序都有理由期待他避免出现对法律的无知。[51] 不可否认，与完全置违法性认识于不顾的不知法不免责原则相比，责任说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责任原则的要求。只有行为人对其行为违法性的认识错误不可避免时，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错误才能成为责任阻却事由。于是，在尚未结合个案确定行为人因不知法而具有的违法风险是否可归责于他本人之前，我们无法笼统地断言他的责任程度自始就高于事实认识错误者。
正是因为行为人对具体被害人的误认并不会阻碍这种沟通一致的达成，故正如刑法学界所公认的那样，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的对象认识错误不影响故意的成立。其一，罗克辛(Roxin)等人主张，无论对于自然犯还是法定犯均应一律坚持责任说，但在法定犯的场合，可以借助违法性认识错误的避免可能性这一标准，结合具体案件情况更大幅度地给予行为人减轻处罚乃至出罪的优待。
在此，笔者将重点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违法性认识应以什么作为其对象？二是对违法性的认识需要达到多高的明确程度？ (一)违法性认识中的违法性 1.双层次理论的提出 在违法性认识内容的问题上，我国刑法理论素有法律规范说与社会危害性说之争。第二，考察行为人对立法者据以制定相关法律规范的行为的反价值性是否具有平行认知。
3.在违法性认识错误的问题上对责任原则进行软化处理，并无令人信服的理由 (1)责任说并未充分地贯彻责任原则。同前注[28]，孙国祥文，第704页。
尽管对概念本身的理解只能经由语言性的思考，但存在于概念之中的价值观念却完全能够借助直观感受、以事物性思考的形式得以呈现。[1] 或许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审判实践极少涉及违法性认识的问题，故具有研究价值的判例寥若晨星，以致学界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从结合鲜活的案例精细地开发和总结违法性认识判断的方法与规则。这便有赖于对违法性认识的具体认定方法展开深加工。但是，假如加某来华不久，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知之甚少，而且在其过往生活环境里，淫秽物品的流通向来与其他日常用品的交易一样合法，那就难以认定他具有违法性认识。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津高刑二终字第23号刑事裁定书。违法性认识并非犯罪故意的一般认识内容，违法性认识错误并不能阻却犯罪故意的认定。
在本案发生之前，鉴于应持有仿真枪而获罪的案件频现，主张这一枪支认定标准过低并建议予以修改的呼声已日渐高涨。狩猎、持枪也可能是某些居民日常生活所必要的活动。
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达到有效治理社会的目标、为了昭示法律的存在，国家总是本能地倾向于减少归责要件对刑罚权的发动所形成的羁绊。当地居民对上述禁猎决定普遍缺乏认知，他们世代猎捕蟾蜍并未受到任何警告和禁止。
法官只有将行为人用日常语言所表达的认知进行规范化、抽象化的重述之后，才会发现它可以与刑法上故意杀人罪中的人以及盗窃罪中的他人财物实现一致。而越是对于那些复杂、抽象和陌生的事物，我们就越是需要依赖于语言性思考。[案例1]：2006年8月7日，被告人加某(马里共和国国籍)在广州白云机场找到即将乘坐某次航班出境的阿马杜•桑某和阿卜杜•乌杜，委托他们将两个装有光盘的行李箱带回加蓬，以便将光盘在加蓬出售牟利。第一，不论法律在措辞表述上如何贴近百姓，它归根结底仍然是专业技术和专业思维的高度结晶，不可能与普罗大众的想法、认知完全若合符节。
[6] 笔者将以责任原则与预防政策的关系为主线，首先对不知法不免责的传统观念展开反思。为此，有必要通过观察法律规范的生成过程来寻找促使两种语言世界相互接近的途径。
可是，由于3、4岁的幼童无论在知识储备还是理解能力上都有限，所以我们就不能对他讲一大堆诸如水果中的维生素C有助于促进身体代谢、蔬菜中富含的胡萝卜素能在人体内转变为维生素A进而有利于维持正常视力之类只有成人才能领悟的营养学原理，而只能以孩子日常所经见和熟悉的事物来告诉他，不多吃蔬菜水果会生病、不舒服、要打针吃药等等。具体来说：①一旦行为人对其行为违反法律规范有了确切的认识，则不论他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何评判，均应一律认定其具有违法性认识。
欲实现这一条件，不能采取单纯恐吓以及对惩罚欲望无度迎合的方式，而必须借助于公正的刑罚。然而，如果采用责任说，由于违法性认识错误不能阻却故意，所以故意犯的成立已成定局，行为人脱罪的可能性也随即被彻底断绝，他所能获得的最好结局也只是减轻处罚而已。